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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呼吁伊朗不要草率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一开始,老舍本人对于浦爱德的译文并不满意,但后来成为老舍出版代理人的美国作家赛珍珠对浦爱德的翻译却赞赏有加,合作因此继续了下去。老舍认为,译文应该尽量考虑到美国读者的接受习惯,进行“归化”处理,但浦爱德的翻译方式却不这样,而是尽可能地还原中文的表达方式,因此被老舍认为有些“怪异”。

  老舍认为,种种翻译策略都是为了让美国读者更好地理解自己作品中的那种“刚性文化”,并让他们进一步认识到现代中国的文化精神。他曾在其他作品中对这种“刚性文化”进行过阐释,“东方的义气,西方的爽直,农民的厚道,士兵的纪律”。具体到小说中,钱默吟原本醉心于文化传统,抗战开始后,习惯了写诗作画的手却拿起了刀枪。祁瑞宣则从一个大家庭的孝子同样站到反抗的行列中,变成了一名战士。

  在翻译的过程中,老舍对风俗的描绘进行了处理,风景和心理活动也被删减,关于抗战活动的描绘则变多了,正义和勇敢等观念得到了强化,这其实也是被美国社会广泛接受的价值观。就这样,传统的伦理和道德秩序在国与家的矛盾中完成了蜕变,而老舍在《四世同堂》的创作和翻译中对这种蜕变重新进行了文化“编码”。

  这又是狄更斯必定不愿同意的看法。在《双城记》中,狄更斯有意将革命者描写成嗜血、暴力的形象。因为在他看来,改造社会远不如改造人心来得重要。《雾都孤儿》虽不乏批判现实的力量,但作者还是将奥利弗的悲惨遭遇归咎于赛克斯和费金等恶徒,而非压榨穷人的不平等社会。狄更斯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大概仍然是在困境中不忘发扬人文主义精神的大卫·科波菲尔。可当祥太终于向治坦承,他是“故意”被抓住时,无异于给狄更斯先生泼上了一盆冷水。这位当代的“雾都孤儿”很清楚,偷窃永远不会给他带来幸福,哪怕他的“父亲”治给予他的是百分百的真情真意。所谓的善良与温情,在社会的碾压之下显得不堪一击。

  在《小偷家族》的结尾,祥太乘着巴士向充满未知的生活前行,兜兜转转终于回到原生家庭的友理百无聊赖地玩着石头,处境一点也没有得到改善。她努力攀爬上栏杆,向远方眺望。她究竟看到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包括是枝裕和。如果这些不幸的孩子生活在狄更斯的文学世界中,这位善良的先生一定会为他们安排数不清的“雾都孤儿”式机缘巧合,回到失散多年的中产阶级父母身边,重获幸福。是枝裕和没法和狄更斯一样,为大家讲述一个动人的童话故事,更没法为祥太和友理安排一个确定的结局。因为他们的命运,从来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观众对电影的结束毫无心理准备,当片尾字幕猛然浮现在大荧幕上时,人们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平静。或许,这正是是枝裕和想要达到的目的。或许,我们更愿意生活在狄更斯笔下。因为在那里,人们总是能轻松地分辨善恶,寻觅到应该遵守的生活准则,还能顺带拥有一个通过个人奋斗走向成功的梦想。“小偷家族”里的一家之主治,一直坚信自己在做着正确的事。他抚养着没有血缘关系的祥太,收留了被亲生父母嫌弃的友理,但脆弱的“天伦之乐”被警官的一句问话击得粉碎:“你为什么要让孩子们做小偷?”治喃喃自语:“因为我也没有什么可以教给他们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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